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北京股票配资官方网站查询, 2023) 第五章有一段话:
Forsaken in a small palace, Lady Ban composed a “Poem of Complaint” to express her sorrow by writing about an object, a fan made of pure silk, which is used in hot summer but abandoned when autumn comes with cool wind. The poem is obviously an allegory of her own fate, and also the sad condition of many women in her time:
Cut the new fine silk from Qi,
As white as snow fresh and pure,
And make a fan of happy union,
As round as the moon is full.Tucked in my lord’s bosom,
It moves to send off a gentle breeze.
But it fears the coming of autumn,
When cool wind will summer’s heat replace.
Then it is thrown into a basket,
And enjoys no more favor or grace. p.45-46
Lady Ban 就是“班婕妤”，complaint 即“怨”，a “Poem of Complaint” 就是《怨歌行》:
所谓“班婕妤作《怨歌行》/Lady Bancomposed...”，是哪个朝代的哪一本书开始这样说的？有没有铁证可以确定《怨歌行》必为班婕妤所作？会不会是别人写出《怨歌行》然后冠以“班婕妤”之名？
“《怨歌行》是否班婕妤亲笔”这问题，文献记载呈现“南北朝普遍相信 → 南朝李善记为无名氏古辞 → 现代多存疑”的曲线。对近人存疑的“人诗捆绑论”，张隆溪教授却表出“不疑”。
所谓“班诗”，实有其他诗题，例如《团扇歌》。《团扇歌》这三字没有标榜“怨”，也没有在诗题上给出读诗的方向（没有明确说此诗表达哀怨、怨恨……。诗中只写了“恐”。）
六朝人常以《团扇》简称之，例如：梁钟嵘《诗品》即称“《团扇》短章”。《团扇》这诗题来历不明，大概是因诗中有“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之句。
《怨歌行》的“怨”，是特指班氏怨恨汉成帝吗？还是指一般的宫怨？张隆溪教授认为：班氏将自己比作一把纨素团扇，在炎夏时为主人（喻指汉成帝）随身携用，却在秋凉后遭到捐弃。这首诗显然是对她自己命运的寓言，也体现了在她那个时代许多失宠见弃女性的悲惨境遇（2024年中译本页67）。
《怨歌行》是五言诗，它是在汉成帝时期写成的？这问题又牵涉诗体形式(form)等问题。如果《怨歌行》成于汉成帝时期(公元前33年—公元前7年在位，共约25年)，那就是说，西汉中期已经出现成熟的五言诗。这是真实情况吗？
在文学研究中，年代学(chronology)关注作品的创作时间、作者生平年表、文体演变阶段等问题，例如: 围绕某篇作品是否真为某作者所作、约写于哪个年代的考辨、载录于哪个年的书本之中，等等。
《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
本文围绕《怨歌行》、班婕妤作诗、五言诗的成立等话题进行具体的探讨。笔者尝试使用年代学角度来找寻答案。
《怨歌行》载录于南朝梁代的《昭明文选》和南朝陈代徐陵编纂的《玉台新咏》。这两部典籍均将它题作班婕妤撰。
《昭明文选》约编成于公元526年或稍后（参看：陈文新主编《编年史中国文学编年史・两晋南北朝卷》页470。
按，《昭明文选》的主编萧统卒于531年）。《玉台新咏》约成书于公元531-535年（按，《玉台新咏》编者徐陵531年为东宫学士）。
《玉台新咏》特意添加小序注明：“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宫，乃作赋自伤，并为怨诗”（吴兆宜注、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26），直接将《怨歌行》和班婕妤的身世绑定（“捆绑论”之源）。
不过，目前并无铁证能确定《怨歌行》一定是班婕妤所作（西汉、东汉、魏、晋皆无文献载录《怨歌行》)。学界对此诗的作者问题始终存在争议，支持和质疑的观点皆有相应依据。
支持《怨歌行》为班婕妤所作的说法，是怎样得到巩固的？
原来，自《昭明文选》《玉台新咏》将《怨歌行》归为班婕妤作品后，后世诸多重要典籍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均延续这一说法。
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还补充说明班婕妤退居长信宫后，“作赋及纨扇诗以自伤悼”，这里的“纨扇诗”正是《怨歌行》。这就形成了连贯的文献传承脉络。
魏晋六朝陆机、钟嵘等文人对“班婕妤所作”也没有提出怀疑。钟嵘在《诗品》中评价这首诗“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硏究》 ，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55页。）钟嵘似乎相信诗是妇人所作。
《怨歌行》内容与“作者（班氏）身世”似可契合：诗中以团扇自喻，描绘团扇夏季受主人珍视、秋季来临便被弃置箱中的命运。班婕妤的人生境遇也和团扇有几分相似。
班婕妤曾深受汉成帝宠爱，后因赵飞燕姐妹入宫，致使班婕妤遭皇帝冷落，最终班婕妤退居长信宫独居。
从受恩宠到遭冷落遗弃的经历，与《怨歌行》诗中抒发的担忧恩情断绝的心境似无不合，这从情感逻辑上支撑了《怨歌行》为班婕妤自伤之作的说法。
西晋时期（公元 261–303年）陆机《婕妤怨》描写“寄情在玉阶，托意惟团扇”则明指“团扇”与婕妤怨相关。当然，严格来说，“婕妤怨”的“婕妤”沒有冠以“班”字。婕妤是女官名，属妃嫔等级之一，“婕妤”二字可用于泛指。
南朝钟嵘的《诗品》（大约成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以后）说：“班婕妤《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进一步强化了《团扇》（《怨歌行》）与妇人的关联。
南朝梁诗人刘孝绰（481-539）写了一首五言诗《班婕妤怨》(见《乐府诗集》卷四十三·相和歌辞十八)，以班婕妤失宠典故为原型，通过“应门寂已闭”“绿草滋”等意象，呈现宫廷女性班婕妤的哀怨，其言曰：
应门寂已闭，非复后庭时。
况在青春日，萋萋绿草滋。
妾身似秋扇，君恩绝履綦。
讵忆游轻辇，从今贱妾辞。
“妾身似秋扇”大概是源于《怨歌行》。
综合上文所述，我们看到，陆机和钟嵘都认定“团扇”和妇人相关。到南朝梁代刘孝绰的诗反映当时“秋扇”和班婕妤(“妾”)的命运相合。
大概当时社会上有班婕妤《怨歌行》在流传，因此，南朝诗人受到影响，于是所作之诗有“团扇”和“班氏之迹”。
载录“班婕妤作《怨歌行》”的《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都上距汉成帝年代500年以上。
《昭明文选》比班婕妤（生卒年约为公元前48年—公元2年）晚了五个多世纪。《玉台新咏》比班婕妤晚了约五个半世纪。
班婕妤作《怨歌行》之事，却在正史中找不到记载。
班固《汉书・外戚传》中详细记载了班婕妤的生平，还完整收录了她抒发失宠之痛的《自悼赋》等赋作，却无只字提及《怨歌行》。
作为记录班婕妤事迹最权威的史书《汉书》，却“遗漏”这首核心宫怨诗，这让不少学者对《怨歌行》作者身份产生怀疑。
《怨歌行》另有作者吗？
我们须考虑一个因素：《怨歌行》也许是乐府诗。
《文选》的李善注引用《歌录》称《怨歌行》是无名氏的乐府古辞，归属于《相和歌・楚调曲》。
李善（生南朝梁代活动于唐初）这一记载，和早前两部典籍（《昭明文选》《玉台新咏》）的标注不一致，这说明在早期文献（《歌录》）中，《怨歌行》又有“乐府古辞”的归属记录，所以，《怨歌行》的著作权，并非单单指向班婕妤。
此诗的诗题，在传统文献中同时有“怨歌行”“怨诗”“团扇歌／团扇诗”等题，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的译者(黃湄)选用“《怨诗》”为题，然而《昭明文选》《乐府诗集》《古诗源》等书多以《怨歌行》为题。
乐府诗的诗题常见《XX行》，例如《短歌行》《薤露行》《步出夏门行》等等。关于诗题上的“行”，笔者曾经关注过，请读者参看：洪涛《失落的活化石——魏武何曾写出“断尾”“无题”之作？（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五十四）》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11-09。
无论如何，李善注文说此诗属于“乐府古辞”，他这注文相当于一个歧说，削弱了《怨歌行》作者归属的确定性。
从五言诗发展的趋势来看，西汉中期能否产生《怨歌行》这样成熟的五言诗，也存在争议。近人多对“西汉中期的作者说”表示怀疑。
怀疑的源头之一是刘勰的言论。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因汉成帝时期未有五言诗而对“班婕妤作《怨歌行》”之论表示怀疑。
刘勰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
这段话的意思是“汉朝初年的四言诗，首先有韦孟的作品；它的规讽意义，是继承了周朝作者。汉武帝爱好文学，便出现《柏梁诗》当时，严忌、司马相如等人写诗没有固定的方式。”刘勰主要是讨论诗体传承的情况。
然后，刘勰谈到汉成帝年代的情况，他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成帝时）莫见五言”。这句话很重要，因为班婕妤正是汉成帝年代的人。
刘勰的原话，是这样的：“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刘勰的意思是：成帝时对当时所有的诗歌进行了一番评论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时朝野的作品，该算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但是在这些作家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却没有见到五言诗；因此，李陵的《与苏武诗》和班婕妤的《怨诗》，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
既然刘勰说“（成帝时）莫见五言”，那么，刘勰当时应该是没有看到成帝时遗留下来的五言诗。
如果《怨歌行》确为班婕妤所作，那么它将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兼艺术成熟的宫廷五言诗之一。这首诗和班婕妤的其他作品，可能对于五言诗起源的研究至关重要。
刘勰指出，纵观西汉成帝一朝，没有出现五言诗作品。
姑且先悬置“是不是有五言诗篇只是失传了、传播范围不广”等论题，汉成帝时，如果真的没有《怨歌行》以外的五言诗，这说明了什么？
这涉及“考据上的孤证”问题、“历史条件”问题。其中的理路是：一种成熟的诗体在兴起时，不大可能只有孤零零的一篇杰作凭空出现，而应该有一个初步发展的环境、创作条件。
刘勰的怀疑应该是基于一种历史的眼光。班婕妤的《怨歌行》就像是时代的“孤例”，与当时的整体文学风貌（成帝时以四言、楚辞体为主）不甚符合。
成帝时，略有五言诗影子的童谣是这样的“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成帝时童谣歌》，见《玉台新咏》卷九，中华书局版，页392)。
刘勰将班婕妤的情况与传为西汉“李陵作五言诗”并列，一并提出怀疑，这表明他认为“班诗”“李陵诗”都可能是他人依托的拟作。
刘勰的论断，展现了中国古代文论中卓越的史识和批判精神，对后世的文学考据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代的研究也多能接受他的推理。
除了刘勰提出的“时代问题”外，还有其他怀疑的理由，例如，诗篇本身的水平说明它在五言诗发展时间线的“位置”；此外，它有没有可能是“拟作年代”的产物？
一、以诗歌技巧的成熟度而论，《怨歌行》的艺术手法（如比兴的运用、语言的凝练）和东汉后期五言诗（如《古诗十九首》）的水平更为接近，远胜于西汉前期的质朴诗风。
二、汉魏“托古”的创作风气：汉魏时期文人喜好假托历史人物（尤其是托名命运坎坷的才女）之名进行创作，这是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因此，有些学者怀疑：汉魏文士拟作《怨歌行》，写成后就假托班氏为作者。
现代学术界一些名家认定《怨歌行》不是（西汉中期）班婕妤本人所作，而是东汉后期甚至建安年间才写成的。
余冠英（1906–1995）和逯钦立（1910–1973）是 20 世纪近现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在学术史上地位突出。他们都判定《怨歌行》不是班婕妤的作品。
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选录了《怨歌行》，安排在“古诗（十九首）”之前。
余冠英为《怨歌行》写了题解，说：“这一篇旧以为班婕妤诗，或以为颜延之作，都是错误的。今据《文选》李善注引《歌录》作无名氏乐府《古辞》。属《相和歌·楚调曲》。”（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页21）。
逯钦立的《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章题名为“辨伪第一”，论及甲乙丙丁四题： 甲 苏、李诗 乙 班氏诗 丙 古诗 丁 《柏梁台诗》
逯钦立的辨伪工作（其言论见于“班氏诗”一节，页22-27），从作品本身的立意上寻找证据，善用旁证做推论。
逯钦立的论证是这样的：“……王粲之命意，亦与《怨歌行》同。是惯以妇女情节纳入篇什之中，实邺下文士之特殊作风也。总上所述，合欢圆扇之称咏，见弃怀怨之意境，悉可证其始于邺下文士，可知传行西晋之《怨歌》，亦必产生斯时。大抵曹魏开国，古乐新曲，一时称盛，高等伶人，投合时好，造为此歌，亦咏史之类也。殆流传略久，后人遂目为班氏自作，此与以唐人《胡笳十八拍》归诸蔡琰，盖同类之事实也。”(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页27)。
逯钦立的结论是：“……是则班诗（指《怨歌行》），晋初即已流传并非宋、齐以降始出也。”“……是则《怨歌行》之产生，必距西晋不远也。”(《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页26)。
《怨歌行》“产生”年代距西晋不远，那么，上限只能是（写于）曹魏时期——不是西汉。逯钦立发现，《怨歌行》所反映的心态和“邺下文士”的“见弃”情怀合拍。
用一句话总结逯钦立的意见：邺下文士拟“妇女情节”作《怨歌行》，到了晋朝，《怨歌行》被传为班氏的作品。
美国学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一书，有一章题为Author and Speaker. (pp.223-227﹔中译本第五章页257-309)，其中涉及“班婕妤是不是《怨歌行》的作者？”
传统的解读认为《怨歌行》是班婕妤（汉成帝妃）以团扇自喻，抒发失宠焦虑，《怨歌行》与班婕妤的历史关联极强，即便否定作者归属，也会默认以“得宠宫妃”的口吻来解读。《怨歌行》。
Owen提出另一种可能性：《怨歌行》也许是“咏物诗”（以团扇为主题），仅在末联将团扇暗喻为宫妃，符合魏晋后“赋得”（命题作诗）的传统，未必是宫妃自抒（页268）。
《怨歌行》的“（叙述者）发声”问题，存在三层次：① 发声者是泛化的“焦虑的得宠宫妃”；② 发声者是具体人物，如班婕妤作为这类宫妃的 speaker (按：即speaker 代宫妃发言、倾诉心声)；③ 发声者是班婕妤本人（班婕妤写她自己的心声）。
其实，《怨歌行》的起源无法百分百确证，但是“归属于班婕妤”营造了“历史语境”——汉成帝与班氏，这是写作的背景。
宇文所安本人对“班婕妤作《怨歌行》”这一传统说法持高度怀疑态度。他指出，现代学者普遍质疑包括班婕妤诗在内的许多早期诗歌的作者归属，但问题在于：一旦剥离了传统作者归属，这些诗歌就失去了在文学史叙述中的“位置”，从而难以被有效解读或赋予意义。
宇文所安强调，诗歌的意义往往依赖于其历史语境和作者身份所构成的“意义网络”。一旦《怨歌行》从班婕妤的传说中抽离出来，它便成为一个“游离”的文本，失去了与特定历史叙事相连的情感与象征力量。
因此，尽管学术上质疑“《怨歌行》和班氏捆绑”的做法，宇文所安却认为：我们不妨保留这些传统归属，因为它们构成了诗歌意义的一部分。
总之，宇文所安并不认为《怨歌行》真是班婕妤所作，但是他主张在文学史叙述中保留这一传统“关联捆绑”，以维系诗歌的历史意义与解读框架。
中国的文学史论述中，对于“捆绑”的作用也有知觉。
《怨歌行》被“冠名班婕妤”，在诠释上有何影响，对于这点，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新著》坦白说出：“我们因已知此诗为班婕妤所作，在阅读时往往很快就把作品与她的身世联系起来思考；……”。
因此，Owen的主张看似“（美国学者，不弃‘人诗捆绑’）自欺欺人”，但是，事实上“捆绑”几乎牢不可破——中国读者、学者也有难以脱身的。
写出《怨歌行》之人，说的是“秋扇”。诗人似乎预见自己会像秋扇一般失去伴侣（“君”）的宠爱？
一般认为，诗中以“扇 – 持扇者（帝王）”对应“宫妃 – 帝王”，这体现掌权者将他人（宫妃、臣子）视为工具，诗歌既承认“君”有这种权力，似乎也暗含抗拒（以团扇喻自身，凸显“人非工具”，抗拒被弃）。
“君”有权力随环境变迁而主宰别人的命运，对此，《怨歌行》表达了甘心接受还是不甘心……？
对比托名卓文君所作的《白头吟》，《怨歌行》的“得宠时却预悼自己失宠”更显被动无助，实则是以委婉方式试图唤起“君”的同情和羞愧，似乎暗含“游说主人”之意图。
实际上，如果作者不是汉宫妃子，则《怨歌行》的内容（诠释）不必和汉朝皇帝和皇权相关。
宇文所安讨论《怨歌行》，对“作者–权威”关联有反思: 中文语境中，“作者”与“权威”无语义关联，但是，“班氏的”《怨歌行》却可能体现了权力（“君”对宫妃的掌控）。
《怨歌行》中的“君”，可以指“你（情人）”，似乎也可以指汉朝的君主。
不过，“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只明确表露“恐”，对“君权”实无明文抨击。
在这种情况下，《怨歌行》这诗题中的“怨”字，似乎表露了“作者”更多的“不满足”。当然，纯粹的“怨”而无其他行动，很难说是女性反抗君权。
文学史年代学常将作品断代问题、确立作者(dating works, establishing authorship)视作核心任务之一，强调断代不仅是史实问题，也关涉对文本的解释。从年代学角度看“《怨歌行》问题”，我们会看到什么？
先从“（写作的）时世”看问题：学者们推断，西汉中期的文学环境难以产生像《怨歌行》那样“成熟”的五言诗。
另一方面，什么条件下有利“女人”怨诗的产生？妇人怨诗，在哪个年代冒现？
据逯钦立之论，汉末魏初出现不少拟古人、拟女人的诗作，《怨歌行》或是这“时世风气”下产生的，《怨歌行》作者可能是邺下文人。
我们发现，曹丕、曹植都拟“贱妾”口吻作诗。关于这个问题，读者可以参看洪涛《妾出闺门外——谈“跨性别”书写、争取话语权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五十六) 》一文。
我们尝试以年代较可靠的“标准文本”来和《怨歌行》对照，对照的着眼点放在各文本“同”的一面——《怨歌行》和汉末魏初曹氏兄弟（曹丕和曹植）作品有相同的特征。
试看曹植的作品《七哀诗》：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和《怨歌行》结尾“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其实都是表达叙述者的担忧，担忧失去“君”的关爱和恩情。
李锐《人物、文本、年代：出土文献与先秦古书年代学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第二个年代层面是：诗篇获得载录的年代。我们也可以研究《怨歌行》写成后“获得载录的年代”。
诗篇《怨歌行》何时在书本中出现、在哪个年代被载录？
如果《怨歌行》写成于西汉中期，那么，它五百多年后才获得载录于诗文集之中，这中间相隔五百多年，竟然没有书本载录此诗？如果很长时间都没有“班婕妤作《怨歌行》”的信息，原因是什么？
由汉成帝始，五百年长时段内载籍竟然没有一本记录过所谓“班氏《怨歌行》”，那么，这五百年内，《怨歌行》只赖口头传播？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不是《怨歌行》湮没了五十年，而是隔了足足五百多年才有书本收录“班氏之作”，这种“隔五百年方复现”的情况，难道就没有可疑之处吗？其间牵涉的作者问题引起读者的怀疑，不是很正常吗？
第三个年代层面是文学史书的年代。我们又可以研究“班氏作《怨歌行》”进入近代文学史书的“年代问题”。
哪一部（代表性较高的）文学史书认同“班婕妤作《怨歌行》”？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七章第三节题名为“五言诗的成长”，其中说到：“……班婕妤的《怨歌》……恐亦为后代拟的。”（页142）。
如果把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民国二九年序本）当坐标，可见1940-50 年代以刘大杰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史叙事”对《怨歌行》采存疑态度：承认它在文学史上“被归到”班婕妤名下，这是确认名义上的“人诗捆绑”，却不确认“婕妤作《怨歌行》”是事实。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怨歌》……恐亦为后人代拟的。”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由游国恩等人主编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也没有接受“班婕妤作《怨歌行》”。
游国恩主编本《中国文学史》对《文选》将《怨歌行》题为班婕妤作，给出了三个字的简洁评断：“有问题”(参看《中国文学史》第五章“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
“有问题”具体指什么？没有详说。不过，“题为班婕妤”的“题”，是谁做的？是《文选》的编者题的？如果是，《文选》的编者何以知悉五百多年前的事？《文选》的编者有依据吗？依据是什么？
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游国恩主编本的新版，对内容进行了补充与修订，新版同样维持不同意的立场 (2004年版页207)。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和游国恩主编本《中国文学史》都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高校文学专业的重要教材。
至少在这两部文学史书出版、广泛使用的年代，“班婕妤作《怨歌行》”都还不是文学史书上的定论。
作者归属的历史建构（如《怨歌行》归属于班婕妤）实则让诗歌获得了超出“纯咏物(咏团扇)”的层面。
也就是说，《怨歌行》指涉“班婕妤的命运”的轨迹，这说法在诠释上似乎享有更大的优势――班婕妤这人，在一些阐释论述中再难和《怨歌行》分开了，班氏遭遇经常被拿来解释《怨歌行》的内涵。
宇文所安以《怨歌行》为切入点，既剖析了文学文本与语境（两者落入循环互动之中），也揭示了权力关系的表达和诗篇解读的历史建构性。
S. Owen, 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另一方面，张隆溪教授的讲解Lady Ban composed a “Poem of Complaint” to express her sorrow by writing about an object, a fan made of pure silk… (p.45)，是建基于“班婕妤作《怨歌行》说”。所谓Complaint，就是怨，指班氏怨恨“秋扇见捐”的命运。
更引人注目的是，张隆溪教授在《怨歌行》这个案上表示：“The poem is obviouslyan allegoryof her own fate.”
这 obviously之说, 在其他诠释者的眼中恐怕属于“未必然”，因为在《怨歌行》诗文内部没有班婕妤的明显标记。
当然，张隆溪教授说“obviously”，也许是因为张教授本人发现了“明显属于班婕妤的特点”。如果是这样，我们希望张教授能展示他掌握的依据。
Longxi Zhang, 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张隆溪教授一向对“讽寓阐释 /Allegoresis”有戒心。《怨歌行》在张教授眼中似乎是个例外。
关于“讽寓阐释”，读者可以参看Longxi Zhang,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一书，也可以参看洪涛《“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文字面意义为基础＂，稼轩同意否？(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七)》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07-21。
张隆溪教授说: Lady Ban composed a “Poem of Complaint” to express her sorrow by writing about an object, a fan made of pure silk…。这个班婕妤作《怨歌行》之说，不是学术界的共识。
近代文学史家大多对“是否真为班婕妤所作”抱存疑态度，和张教授所呈现的“显然”之说，是截然相反的。
本文参考了前人的研究，尝试为《怨歌行》做一做“年代重建”：《怨歌行》的写作年代，处于西汉到南朝梁代这条时间轴上。那么，它最可能属于哪个年代？
南朝梁代的《昭明文选》是载录《怨歌行》的最早文献，但是，李善注《文选》引《歌录》说《怨歌行》是“乐府古辞”，换言之，李善的注文没有确认《怨歌行》是班婕妤所作。
《玉台新咏》明确将《怨歌行》归为班婕妤所作，还通过诗前小序把诗作和班婕妤绑定，而且结合班婕妤失宠退居长信宫的关键身世背景，解释了诗作的创作契机，从语境上进一步确认了她的作者身份。
张隆溪教授的“Lady Ban 写《怨歌行》”和《怨歌行》是allegory（讽寓）之论，都是滥觞于《玉台新咏》的小序。
Angus Fletcher. Allegory The Theory of Symbolic Mode. Cornell UP, 1964.
不过，现代学者余冠英、逯钦立都否定了《玉台新咏》的说法。域外学者如Stephen Owen（宇文所安）也不采信。宇文所安说：
It might even have been composed by Lady Ban，随即补充说 though I would be greatly surprised if this were so. (p.224) 可见，宇文所安的结论是：若班氏作诗是真有其事，我定大吃一惊（另参：宇文所安; 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页301）。
问题是，晚近有些学者不再辨析“捆绑论”。班婕妤和《怨歌行》常常被相提并论（人诗捆绑），更有学者倾向于“人诗应该捆绑”。
“捆绑论”牵涉到另一个课题：《怨歌行》若是班婕妤之作，那么五言诗成立于西汉中期。
问题是，从五言诗成熟的年代来推论，不利于“《怨歌行》作于西汉中期”之说。这样的“年代学式考论”也是对“捆绑论”不利的。
本文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诗捆绑”的历程、了解作品在历史脉络中处于什么位置。
《怨歌行》只涉及班氏一人，还是涉及一类人(后宫女性群体)？还是说，《怨歌行》是个更宏大的隐喻（例如：女人不满男性君主的权力过大）？
以上问题都理清才动笔书写文学史，其论述必将更稳妥。然而，张教授已说“Lady Ban composed ...”，用了肯定的语气。这个过早的结论，恐怕是说得太过实了。
笔者在上一篇《七言之轨——曹子建、鲍参军同在线性进化的脉络上?（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五十八）》讨论七言诗生成的“线性叙述”，也谈到线性叙述与胡适的禅宗史、白话文学史。
“《怨歌行》是否班婕妤亲笔”这问题，本文的讨论为读者揭示出“曲线”发展：“南北朝普遍相信 → 南朝李善记为无名氏古辞 → 现代多存疑 → 张教授不疑”。
本文从“写作年代”、“载录年代”、“入史（文学史书）年代”三个层面探讨“班氏《怨歌行》”的位置。
我们不能确定哪一本文学史书第一个说“班婕妤作《怨歌行》”，但是，我们发现近代几本重要的文学史书对“班婕妤作《怨歌行》”这问题表示不能确定、未有定论。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新著》倾向于相信是班氏之作，但是，这部史书不讳言是执笔者自己倾向于相信。
近人吴世昌表示:“我疑〔《怨歌行》〕非班诗，但无确证。”吴世昌却不谈什么年代什么人声称“《怨歌行》是班诗”、为何可疑（吴世昌语见于张宏生、张雁编《古代女诗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81）。
本文的意义不限于探讨“班婕妤作《怨歌行》”，本文的探讨还关联“五言诗何时成立”。
关于五言诗之始萌，蔡宗齐说：“五言诗肇始于汉代，六朝至唐代占据诗坛的统治地位……随意列几位五言诗的主要创作者，几乎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出名的诗人：三国西晋之交的曹植（192—232）、阮籍（210—263）……”（蔡宗齐《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四种诗歌模式与自我呈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页10）。
蔡宗齐虽说“肇始于汉代”，但较早的名家是汉末魏初的曹植（实例）。蔡宗齐接着又补充说五言诗“肇始于民间乐府，萌芽于东汉文人乐府和《古诗十九首》…… ”。这说法，沒有提及班婕妤之名（班婕妤也不是东汉人）。
有些文学史上的疑案，虽经学者多番研究，但因缺乏铁证而未能得到定论。一些争讼未决的说法，史家不宜用肯定的语气当成事实写入史书。
李白作“饭颗山”诗（赠杜甫）也是疑案。
今人多把《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视为有争议的李白诗，学界主流倾向认为《戏赠杜甫》疑点颇多。
《戏赠杜甫》最早见于《本事诗》。按“晚唐人孟棨作《本事诗》”来估算，《本事诗》的成书年代上距李白卒年约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年左右。
五代后晋时期由刘昫等奉诏编纂的《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记载：“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刘昫等《旧唐书・文苑传》。笔者先前谓《旧唐书》为宋人所编，误。应是北宋人編成《新唐书》后刘昫书被称为“《旧唐书》”)。
五代南汉王定保《唐摭言》也收录《戏赠杜甫》。《唐摭言》距李白卒年约两百年左右，就文献证据的时间距离而言，两个世纪确实不算年代接近。
由李白年代到《戏赠杜甫》获得载录的年代，中间的时间差距达一百多年之久。百多年间内都不见《戏赠杜甫》在纸上载录，这么长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戏赠杜甫》从何而来？它真是出自盛唐李白之手吗？
张隆溪教授却相信《戏赠杜甫》是李白所作，并将其事其诗写入史书之中。这样做，妥当吗？对此，笔者不能无疑。
关于李白“饭颗山”诗引发的公案，请参看：洪涛《李白杜甫的龃龉、“二元对立”的雏形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十四)》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06-04。
简言之，讼案未定，则讼案内的可疑之事难称“史实”。笔者认为，可疑之事不宜当成史实写入史书之中，因为史书以信实(真实可信)为贵。
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张隆溪教授将小说《水浒传》归入Literature of the Yuan Dynasty，又提出《水浒传》heavily edited or revised by ……Shi Nai’an 的说法。
以上两项，从年代学的角度看，都是有疑点的。
请读者参看：洪涛《〈水浒〉“罗著·施编”之说，有何依据?标榜忠义，所为何事?(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三十五)》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02-06。
旗开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